材料1
汉滨区双龙镇某社区外出务工人员多、外来人住户多，冬腊月集中过事不断，有的“整酒挣回报、无事找事办”，同一户主新房一层封顶过事、二层完工也要过事，某一农民借了别人一辆路虎车，对外声称说是自己买了一辆新车，随即放鞭烟、办酒席。凡过事，必收礼，也叫“份子钱”，人情往来变味异化成为钱财往来。目前农村份子钱已由过去的三五十涨到百元起步，三五百普遍，千元以上也有，有些地方农户家庭年平均送礼三十余次，年礼金支出万元左右。据紫阳县调查。年户均送礼数34次，最多达110次，年送礼支出3万元以上占17％、1至3万元占78％、1万元以内占5％。镇坪县曙坪镇桃园村在2019年2月底以前，一般农户每年送礼支出1.5 至3万元，贫困户、低保户借债送礼支出5000至8000元左右。双龙镇某村支书、村主任2018年送出礼金分别为3万元和6万元，二人唉声叹气地说“我们村干部都报酬每年2.4万元，辛苦一年还不够送礼钱”；该村副主任张某说，去年他送礼5万元，其中有一天送礼24家，忙到半夜，回家吃了一碗酸菜面；该村贫困户王某，去年在信用社贷款2万元，过年花销了1万元、送礼1万元，他面带苦涩地说“我们农民低头不见抬头见，没钱借钱也得送，只有开春又去打工还”。
在农村一些地方，婚丧嫁娶一般要“四比”，即比放炮、比抽烟、比喝酒、比菜品，有些尚未脱贫的人家也“打肿脸充胖子”，掏空家底甚至借钱来“撑面子”。汉滨区问卷调查显示，50.5％的人认为人情攀比风太盛；47.7％的人表示，不想参加又不得不参加。阜阳镇镇政府周边，婚丧嫁娶、开业庆典仅放鞭炮少则三五万，多则七八万，相互斗响比长、暗自较劲。汉阴、白河、宁陕等农村山区，结婚彩礼一般都在5至10万元，迎亲车辆少则五六辆、多则十余辆，还要花钱请婚庆公司主持、表演节目、搭过街彩门。尤其是请客者大事小事都要办宴席，而每桌费用上涨到几百元甚至千元以上，大部分菜品实际被倒掉，浪费现象十分严重。凡此种种，不一而足。既苦了自己，又累及他人，因此致贫、返贫和引发事端的案例时有发生，广大群众对此深思痛绝。
近些年来，在落实国家强农富民政策的过程中，由于配套的制约机制缺失，加之有些地方的优亲厚友，造成了“上面的钱是白给的”惯性导向，滋生了好逸恶劳、投机钻营的不良心理，先由坐等政府救济，再到争要低保政策，再到争当贫困户的现象，在一些地方有所蔓延。一些群众气愤地说“现在的好政策养了一批懒人”。宁陕县太山庙镇龙凤村、汉滨区双龙镇谢坪村、旬阳县铜钱关镇天宝寨村，目前大龄未婚的单身汉分别有80、70、60多个。村组干部反映，除居住条件差等客观因素外，也有部分是游手好闲、喝酒打牌造成的。旬阳县棕溪镇某村一位农民马某，三级残疾，丈夫患慢性病，两个子女在上学。镇政府通过低保、贫困学生补助、临时救助等办法给予帮扶，但马某仍多次缠闹，张口就向政府要130万元，虽然通过道德评议会，她放弃了无理要求，但由此也可见一斑。       
该市常年外出务工达50多万人，伴随而来的农村“三留守”难题至今尚未得到有效破解。尤其是留守老人的赡养问题愈加突出，打工人员长期不管不顾家中老人的现象越来越多，有的子女对老人的赡养相互推诿扯皮、引发纠纷；有的子女图安逸、求享受，而家中老人还在为了生计起早贪黑干农活；有的子女把老人的“一折通”据为己有，坐收养老保险、高龄补贴；更有甚者采取拆分户口的办法，让老人当五保户、吃低保，或者挤进贫困户，把难题、矛盾推向政府。
现在到农村，无论是集镇还是村庄，麻将桌随处可见。白河县目前已登记注册的棋牌室就有198家，未登记注册的家庭棋牌室不计其数。汉滨区吉河镇某村一个有百余户的小社区，麻将馆就有3家。虽然大多数不以赢利为目的，但“玩钱”越来越大，从几元到几百元，个别地方白天黑夜连人牌场，留守、陪读的家庭妇女成了参赌的“主力”。尤其是农闲和春节期间“扎堆”打牌赌博的现象更为突出，有的“外出辛苦挣一年，春节输光就几天”。因赌致贫，引发矛盾纠纷甚至悲剧的事例时有发生。前不久，岚皋县就又一人因赌负债、债主逼债而服毒自尽。此外，有的农村山区“遇事看日子、看风水、算一卦”等迷信色彩依然较浓，有的甚至修庙宇供神灵，特别是家庭老人去世，听信于算命先生，既要做道场又要择日子，致使丧事没简化，越办越复杂。
　　
材料2
2400多人口的长岗村共有党员39人，曾是八里畈镇有名的“软弱涣散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个人均耕地不足一亩的山区村穷得连一个办公地点也没有，村“两委”长期在乡镇街道租房办公。现任村党支部书记刘时宏说：“以前村里党组织实际上处于半瘫痪状态，几乎不开党员大会、不过组织生活。”加之，村“两委”班子不团结、不办事、不公正等“三不”问题突出，进一步降低了基层党组织和村干部在群众中的威信，因而被镇党委列入集中整顿建设范围。
党的十八大以后，在全面从严治党和脱贫攻坚的新形势下，长岗村“两委”换届后，新的领导班子开始带领全体村民迈上脱贫致富的道路。2019年，在各方支持下，总投资46万元、建筑面积达400平方米的村部落成，新村部设有办公室、会议室、计生室、图书室和文化广场等，终结了该村党员、群众多年没有活动场所的局面。
近年来，通过“联建党组织引领、党员示范带动、产业基地支撑”，长岗村脱贫工作持续推进。2014年该村确定建档立卡贫困户127户455人，当年就脱贫20户，2015年脱贫4户，2016年脱贫70户，2017年脱贫30户，到2020年，全面实现脱贫摘帽。刘时宏说：“做好农村工作，关键看党组织，这两年支部的作用真是太明显了！一些群众担心脱贫后就没人管了，支部联建给大伙儿吃了‘定心丸’。”

材料3
金峨村和邵家丘村都是省级文明村、全省美丽乡村精品村，而且村民都较富裕，金峨村不少村民从事园林绿化产业，是老牌的富裕村；邵家丘村则大量种植榨菜、葡萄，村民靠此致富，不少人都住上了别墅。两个村的村支书作为省人大代表，他们利用两会的会议间隙，交流起“乡村善治”的经验与做法。
“我们花了大量精力在基层治理和乡风文明建设上。”前不久，黄宝康代表被评为全国农业劳动模范，并列席了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会上说，乡村振兴，必须创新乡村治理体系，走乡村善治之路。我们尝试的，就是村民自治。”2016年，邵家丘村将全村4平方公里795户村民，划分成30个网格，每个网格都配备了网格长。“30名网格长基本都是党员，其中有24名企业主，这群人在村庄治理中发挥了巨大作用。”黄宝康说，他们都是村里的能人，又是义务劳动，在村民中威望很高。不仅如此，邵家丘村还按区域建立了8个前哨党支部和2个企业党支部，全村161名党员都与村民结对，“日常事务、村民矛盾，通过这些网格和党支部，都能第一时间得以解决。”
周康健代表忍不住插话道：“村民直接给你打电话的多吗？”“很少很少。”黄宝康打开微信说，“我们建了微信群，各网格和党支部有新情况都在群里说。去年光网格长反映、处理的问题就有500多起”。
“抓牢党员这支队伍确实重要，这个我们也有经验。”周康健也打开“话匣”，介绍起街道党建联合体的创新做法。2017年5月，金峨村和蒋家池头、税务场等金溪河边的5个村，试点区域党建联合体，由金峨村牵头，带领“金溪五村”打造美丽乡村精品线。五村抱团后，联合对金溪河进行景观改造，还成功引进了漂流项目，把生态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
“你们这种模式也很好，我得找机会去看看！”“我也要带上村干部，去你们那里取取经。”聊到尽兴处，两位代表当场定下新的约定。

材料4
　  当前，我国农村正处于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之中，乡村治理面临着许多需要破解的挑战和难题，强化实践探索、总结成功经验，显得尤为重要，各地涌现出一大批因地制宜的乡村治理创新实践，提升了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从实践中看，成熟一批、推介一批，充分发挥先进典型的示范带动作用，无疑有助于推动乡村治理各项任务在基层落实落地。让更多更好的经验在广袤大地上落地生根，一定能不断健全乡村治理体系，让农村社会既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实现农民富、农业强、农村美。
基层农村是国家治理的最末端，是服务群众的最前沿，更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心。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强调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五个方面的总要求表明，治理有效具有重要保障作用。有效的乡村治理可以促进产业发展、保障农民增收，实现乡村社会和谐稳定，打造出充满生机活力、和谐有序的善治乡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