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意义上的“国花”一词最早出现在19世纪的英国，指被用来作为国家象征或国家标志的花卉。在中国古代，并没有这样一种以花喻国的概念，但“国花”这一固定称谓在明代就已形成。最先使用这个词的是文人墨客，所指的对象恰恰就是牡丹。明朝中叶诗人李梦阳有首名为《牡丹盛开群友来看》的诗，其中“碧草春风筵席罢，何人道有国花存”两句，生动地记载了诗友们共赏牡丹、口称国花的情景。到了晚明，著名诗人王次回在赠友诗中直言“国花第一数姚黄，更共明珠字夜光”，姚黄是牡丹四大名品之一，以富丽堂皇著称，正与“国花”的说法相合。牡丹是黄河流域的花卉，而王次回出身浙江仕宦门第，一直交游活动均在江南，晚明江南士人族群在文化乃至政治意识上往往自成一家。这可以证明“国花牡丹”这一文化概念突破了地域意识，在大江南北间有了更普遍的认同感。
清代以降，牡丹的国花身份更为广大士庶所熟知。到了崇尚华丽繁缛审美的晚清，牡丹作为贵族衣饰器物中常见的纹饰，地位节节高升，“国花”之号也由文人雅意上升为政治意识，被官方所承认。
民国之后，现代国家民族的概念兴起，人们逐渐建立起对国旗，国徽，国歌等政治文明礼仪的认知。然而，牡丹却没能延续这一尊贵地位。生长南国、品德高洁的梅花，因凌寒开放而衍生出勇敢、坚贞、反抗等人格特质，与争取民族独立的时代精神相契合，受到辛亥革命以来，仁人志士们的喜爱。与古人咏梅时多赞其暗香浮动、孤傲高洁的隐士精神不同，在民国时期，梅花最被强调的是不畏严寒，风骨磊落的烈士精神，正因如此，使得梅花这一历来受文化精英族群偏爱的“名士之花”具有更强的国民性。抗战期间，国运艰难，凌霜傲雪的梅花成为中华儿女正气凛然，坚毅不屈的心魂象征，寄托着人民苦尽甘来，胜利报春的意愿。新中国成立后，时代环境几经变革，国花却始终未有定论。
牡丹与梅花之争，其实是两种精神气魄之间的较量。牡丹象征着对繁荣富强的追求，梅花象征着在历史考验中的坚守。不同的时期，人们对于“国花”意义的认知和选择也各有侧重，这背后反映的是大多数人以何种心态来面对和评价当前的家国命运，而不仅仅是审美喜好的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