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制度经济学一个分支的“转轨经济学”，兴起于20世纪80-90年代，当时，原来实行计划经济的国家纷纷开始了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
转轨经济学与“制度变迁”（古典制度经济学当中描述从一种制度向另一种制度转变过程的概念）的差别在于，历史上的制度变迁发生时，人们不知道自己究竟会向、要向什么样的目标模式转变。而“转轨经济学”描述的是从一种已经存在的制度向另一种已知的、已经存在的制度进行转变的过程
这其实可以使我们更加清楚地理解邓小平的一句名言“摸着石头过河”一要过河，要去彼岸，这是知道的，不知道的仅在于如何过河，所以要摸着石头加以探索。彼岸的很多细节我们可能也还不是很清楚，但是大致上，当时出国访问过的领导人们知道我们要搞个什么样的制度。“市场”这个概念很早就作为一个目标模式提出来，是能说明很多问题的。这也说明，我们正在进行的，是一场历史上很特殊的制度变革。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一大批国家开始了体制转轨的过程，用简单的归类法，可以说存在两种不同的转轨方式，一种是以俄罗斯为代表的“大爆炸”式的激进改革，另一种是中国的渐进式改革。那么，两种方式有没有一个孰优孰劣的问题？
在我看来，中国与俄罗斯的差别，首先在于旧体制的覆盖程度有很大的不同。前苏联几乎90%的国内生产总值来自国有计划部门，几乎所有的劳动力都加入了统一的社会保障体系。而1978年的中国，国有部门只占国内生产总值的不到60%，享受统一社会保障的只有占劳动力总数18%左右的国有企业职工。在俄罗斯，如果不改革国有部门，把劳动力和生产力释放出来，非国有经济就不可能发展。在中国，由于大多数劳动力都在非国有的农业部门，只要实行了农业改革，允许乡镇工业和服务业在市场上发展，就可以在先不进行国有部门改革的情况下，就开始非国有经济的发展，通过“双轨制”的方式使新体制成长起来，逐步为改革旧体制创造条件。
其次，中国与俄罗斯在经济发展阶段上有着很大的差别。前苏联基本实现了工业化，人均收入水平较高，国民受教育水平较高。而1978年的中国仍属于一个相当落后的发展中国家，这就决定了中国的制度改革必须随着经济的发展而逐步展开。俄罗斯尽管开始阶段会有较大的阵痛，却相对容易引入发达国家的一些制度要素，可以较快地实现转轨。在这个意义上，中国与俄罗斯的差别在于发展阶段的差别。
另一个重要的因素，是历史背景的差异。俄罗斯本来就是一个欧洲国家，宗教、文化、政治、法律，与西欧和北美有着诸多的共性，可以较大限度地发挥“后发优势”或实现“知识外溢”，比较容易以一种简单的方式移植西方的制度。而中国在过去两千多年的历史上与西方有看太多根本性的差异，从政治制度到宗教文化，走过了极不相同的历史路径。在一定意义上，中国的体制改革，不是简单的转轨，而是一个大方向基本明确前提下的“适应性体制创新”。几百年后，各国的制度可能趋同（西方国家也一定要不断改革和调整），但是各国走过的路径，却可能因历史背景的差异而各不相同。
总之，确实存在一些可以称为“中国特色”的东西，确实存在具有中国特色的制度转轨。差别主要在于各国的起始条件不同、发展阶段不同、历史背景不同，而不在于孰优孰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