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恩格斯提出：“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易建平从词源角度研究，认为“文明即国家”。“国家”的“物化载体”集中体现在“国民”“国土”及“国民”的“国家认同理念”。
（2）中华五千年文明的历史“主人”（中国人），一代又一代在中华大地上延续不断，这已被考古发现与历史文献所共同证实。中华五千年文明始于黄河流域中游地区，根据近年遗传学研究成果证实，现在中国境内的绝大部分人的基因与考古发现的五千多年前黄河流域中游地区人群基因相近。再从“姓氏文化”考察，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出现姓氏的国家，其姓氏相对十分集中，其中99%的姓氏出自“炎黄”姓氏系统，因此中国人自古以来自称“炎黄子孙”，在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史上“黄帝”被中华不同族属、不同地方、不同时代的国家统治者与社会大众公认为中华“人文始祖”，也就是中国之“国父”。
（3）早在距今六千多年前，“庙底沟文化”的中华先民，他们所形成的族群文化中心区域在黄河流域中游，其考古学文化分布范围北至长城地带，南到长江，西至甘青，东到鲁西南。从此以后，随着历史发展，到了秦汉时代，国家疆域西至“西域”，东到东北地区，北至蒙古高原以南，南到“南海九郡”，秦汉王朝的“国土”已奠定了此后中华国家的空间分布范围，至今延续不变。这在世界历史上也是中华文明所独有的。
（4）“文明”（即“国家”）历史之一代又一代延续不断，主要取决于“国民”对“国家认同”理念的坚守，其具体的“物化载体”反映的是国民对国家（即“国”与“家”）的空间“中”与“中和”的观念认同。国际学术界一般公认的“文明”（即“国家”）形成的“三要素”是城市（都邑）、文字与金属器，而都邑又是其中“第一要素”。所谓“都邑者，政治与文化之标征”。考古发现与出土文献和历史文献记载表明，都邑必须“居中”。如6400年前濮阳西水坡45号墓的墓主人及其左右两侧的龙、虎形象与脚底“北斗”图像，反映了墓主人以“天中”之“北斗”为坐标求“地中”理念。而根据历史文献记载豫东北濮阳与鲁西南的定陶一带，先秦时代人们就认为那里是“天地之中”（“陶为天下之中”）。出土文献《清华简·保训篇》记载虞舜“求中”于“鬲茅”（即文献之“历山”，亦今濮阳、菏泽一带）。大禹立国建都，商汤六世祖上甲微为其“求中”于嵩山，即五岳之中岳嵩山。考古发现夏代都邑王城岗城址、新砦城址、二里头城址均在大嵩山地区。中华五千年文明，4200年历代都城建于大中原的长安、洛阳、郑州与开封，北宋之后金元明清徙都北京，海陵王定都北京，即称“燕京乃天地之中”。《吕氏春秋》记载：“古之王者择天下之中而立国。”《荀子·大略》指出：“欲近四旁，莫如中央，故王者必居天下之中。”“中”体现的是对“四方”的“公平”“公正”，这是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的“中和”政治理念的集中体现。这种“中”与“中和”理念也影响到社会的方方面面，深入人心。
（5）中华五千年文明“不断裂”的“生命力”，在于其国家与国民的“有容乃大”的理念。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随着历史发展，中华民族成员组成越来越多，在中华民族的大家庭中，可谓哪个族群都可以作为中华国家的领导者，如鲜卑人建立的北魏王朝、契丹人建立的辽王朝、女真人建立的金王朝、蒙古人建立的元朝与满族建立的清王朝，他们均被认为是属于中华文明的政治实体。这是因为中华文明构建多民族统一国家的“有容乃大”理念所致。
（6）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史见证，中国在国家关系上是“有容乃大”心态，中华文化的“丝绸之路”见证的是中国与世界的友好之路、合作之路，而不是“大航海时代”给世界历史带来的“殖民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