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二 给定材料： 1.2014年,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乡鎮干部队伍建设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强调乡镇是我国最基的政权组织,是我们党执政的基础层级。乡镇干部是党在农村基层的执政骨干、联系群众的桥梁和纽带。长期以来,广大乡镇干部扎根基层、艰苦奋斗、默默奉献、为民造福,作出了重要贡献。各地区各部门要认真贯彻落实中央重视基层、关心基层、支持基层的要求,努力建设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作风扎实、精干高效、适应农村工作需要的乡镇干部队伍。 2.在少数富裕村、城郊村,村干部是竞争激烈的香饽饽,但在更广大的农村基层,村干部却是个不折不扣的“苦差”。不少村干部想“撂挑子”,给乡村振兴和基层治理带来困扰。 辽宁省锦州市北镇市中安镇富有村村支部书记柴伟说,“收入不如外出务工的村民,加上村里红白喜事开支多,经济负担很重,对家庭都不知如何交代”,“富有村是我出生的地方,我想给家乡干点事儿,带着乡亲们致富,但现在支撑我的只有一腔热情,也许再干几年,我真就不干了，打工去。”柴伟说 柴伟绍了自己的主要工作内容:有人半垄地被别家占了,有人打农药打到邻居地里了……都是东家长西家短的小事儿,如果调解不好就会激化矛盾;为村民做民生方面的政策宣传和解释,给村民盖章、开证明等;代收新农合、农业保险等,还有低保、危房改造补助、社会救助等;要争取道路、农田水利等项目,协调帮助项目落地,还得鼓劢村民为项目出力;与县乡政府一起完成贫困户的精准识别、认定、帮扶以及脱贫等一系列工作。 3.自上个世纪末以来,特别是新世纪以来,随着乡村地区青壮年人口的普遍外流,加上村落的普遍解体和衰败,村民自治越来越缺乏必要的村民基础和精英存量。在此背景下,村庄的治理非常容易被村庄里的少数能人把持,甚至会被少数黑恶势力或灰色势力渗透,造成村庄本身的治理处于虚置状态,村庄内部的公共事务无人负责;不仅村庄选举难以规范展开,民主管理、民主决策和民主监督更是难以实现。 河南某县委组织部长说,之所以出现基层组织力下降现象有如下三大原因:有知识、有文化、有能力的人都外出了,导致无人可选,无人可用;近几年,脱贫攻坚任务重,要求严,一些村干部有厌倦情绪,还有些人撂挑子不干。个别村庄,别说选“双强”党员和村干部了,连班子都配不齐;一些村干部自己就不在村里住,只有开会或上级检查时才回到村里。在一些偏远村庄,现在村里的工作主要靠上级选派的“第一书记”和大学生村官来支撑。这些人积极性较高,能力也强,但他们大多是“飞鸽”牌的,不是“永久”牌的。 4.甘肃省镇原县村干部工资虽然逐年增长,但扣除必要的工作成本(如交通工具加油费、维修费、通讯费等),实际上可供支配的工资并不高。加之近年来各村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两违”清理、新农村项目建设等相关工作任务繁重,绝大多数村干部处于脱产上岗、“5+2”、“白加黑”工作状态,家里的耕地也疏于打理,家庭收入几乎全部依靠工資,日子过得十分拮据，和务工经商人员的收入相比,村干部岗位丧失了吸引力,队伍不稳定。如殷家城乡仅2014一2015年就有8名村于部提出辞职,先后更换村干部达到15名,占队伍总数的37.5%。 “黑头发进城里,白头发留田里”,大批青壮年劳力进城务工,农村凸显“空心化”,一些村留守的大都是妇女、儿童和老人。陕西千阳县城关镇北台村,户籍人口1003人,但常住人口仅剩300余人,不足总人口的1/3。村级干部后备力量不足,是各地比较普遍的现象。不少地方党员队伍普遍老龄化,村干部后继乏人。在千阳,50岁以上的村党组织书记、村委会主任占52.8%。 5.在一些地方特别是偏远贫困地区的农村,党员年龄老化后继无人、文化程度偏低、带动能力不强的情况依然普遍存在。 “有能力的人都在外面”。在北方某省一个乡镇,全镇28名村支书中50岁以上的就有24人,没有一名40岁以下的村支书。该镇一位村支书说,他们村29名党员中有13名流动党员，在村里的16名党员,老弱病残,行动不便者就有6人,平时能正常参加组织生活、集体学习的不足10人。党员文化程度大多在初中以下,还有个别文盲。 “在家的党员里,绝大多数都不会上网,也不会用智能手机。村里只有我一个人能写材料。每次组织党员学习,大家都很认真,但毕竟大多数都是老龄党员,学完之后的带动效果比较有限。”这名村支书说,该村近两年来没有收到1份入党申请书,因为“有能力的人都在外面”。 “更多的是无人可发展”。多位从事组织工作的基层干部分析说,一些地方农村党支部出现的老化、边缘化、后继无人问题,与农村整体人口结构密切相关。 在不少偏远山区和困地区,农村空壳化现象普遍,集体经济不振，对年轻人难有吸引力，留守在村里的普遍是“386199部队”(妇女、儿童、老人)。 6.2016年,江西省纪委监察机关重拳出击,查处一批村(社区)“微腐败”案件。记者发现、在一些城中村、城乡接合部,发案领域主要集中在拆迁、征地和项目建设中;在经济相对落后的农村,国家粮食补贴、低保金、危房改造补助等民生资金成了部分基层干部眼中的“唐僧肉”,80起典型案件中有57起与之有关,涉案金额从千余元至30余万元不等。 “大伙都指望她带领村民奔小康,想不到她自己先‘奔’进了监狱。”提起杨小珍,赣州市龙南县正桂村的村民们觉得既惋惜又气愤。在村民印象中,她不仅勤劳肯干,还天生一副热心肠。然而,新“官”上任的她,频频将“黑手”伸向扶贫资金。 2013年10月,县里开展“阳光工程”培训活动时,杨小珍伙同多名村千部私分了培训结余的4800元。2013年12月,杨小珍等3人在正桂村村部建设过程中,以虚开发票的形式从村集体财产中骗取27068.8元。据办案人员介个绍,从2012年至案发,杨小珍伙同其他村干部,共侵占私分扶贫、低保、土坯房改造等各类资金和村集体财产28243.8元,杨小珍个人分得1166元。 7.十八大以来,随着全面从严治党深入党心民心、不断落地生根,各地基层党组织坚持按照控制总量、优化结构、提高质量、发挥作用的总要求,严把党员入口关,新发展党员的质量得到显著提升。 与此同时,记者在调研中也发现,在一些地方的农村,发展党员优亲厚友,优秀人才被拒之门外,先锋模范作用难以发挥,老弱病残严重,组织生活有名无实,甚至被黑恶势力把控,农村基层组织建设仍有不少隐患。根源在于大量农村青壮年外出、优秀人才外流,以至于农村党支部建设中缺合格党员、缺优秀人才、缺好带头人。 西部某省一个村的第一书记介绍,因区划调整,2016年7月,另一个行政村被并进本村。据他了解,在被并入的村中有一名党员,既不识字、又不讲理,喜欢惹是生非,群众基础很差,但当初因为他与村支书关系较好,就顺利入了党。 西部某省份驻村扶贫队一名队员对记者说:很多时候,支部书记和谁关系好,就让谁先入党;如果支书跟你玩得不好,他就会说今年名额不够,让你明年再写申请。 秦巴山区一个贫困村的驻村第一书记说,由于村里大多是文化程度偏低的留守老人,没有合适的培养对象,他们村已经5年没有发展党员了。按照镇党委要求,去年需要发展一名年轻党员,恰好该村一名在外打工的大学毕业生暂时回村休整一段时间,村干部就立刻上门做工作,很快将之发展为预备党员。 “按照正常程序,应当是本人先写入党申请书,之后再确定为入党积极分子和发展对象。但为了完成上级交办的任务,这些环节的时间只能压缩,连入党申请书的时间都是往前填的。”这位第一书记坦承,这类情况在一些地方的农村并非个例。 8.肩扛一袋米,手拎一桶油,献上慰问金……春节前,基层干部往往都要集中走访慰问困难群众,这本是了解群众需求的好机会,但一些基层干部下去慰问时,只为了与慰问对象拍个照,刷一刷亲民形象,连多拉几句家常都不愿。 从腊月中旬开始,某基层部微信工作群里,常常弹出“某某领导去某某社区慰问”的照片。这些照片里人物的姿势都很相像,被慰问对象站在中间,手里捧着卬有“慰问金”字样的红色信封,慰问的领导和陪同慰问的社区干部分立两旁,地上放着米油或棉被。 记者曾跟随某地基层干部一起慰问了四个村八户困难群众和老党员。虽然相距较远,但是全程走下来也就不到两小时。到每一户之前,都是村里提前联系好了慰问对象,让他们在家里等着,然后上门发完慰问金,让慰问对象签好字,一起合照后就走人,全程不到三分钟。 一次某街道党工委副书记下社区慰问前,压根不知道慰问对象的姓名,在快到慰问对象家里时才想起怎么称呼对方,于是向随行的民政科负责人要了份慰问名单,才避免了见面时的尴尬。 “每天手头的事情那么多,隔段时间就要下去慰问贫困户,哪来那么多时间?但是上面又要求必须去,否则就要问责追责。”一位基层干部说,每次慰问通知下来后,我们就得抓紧过去,早慰问完早了事，有些慰问甚至让基层干部自掏腰包。“有时还要帮领导‘代慰问’，时间短且慰问户数多，很少有时间坐下来与群众拉拉家常”。 一些基层干部向记者吐槽,慰问对象选择不精准也是一些干部提不起慰问兴趣、甚至不愿去慰问的原因。慰问的名单基本都是村里报上来的,一些村干部会优亲厚友,很不精准。一位基层干部说,有一次,他按照名单到慰问对象家门口,发现他家盖着几层小楼,还有轿车，“气得我直接转身就走,我担心慰问了这样的所谓‘贫困户’,人家会驾我,截我脊梁骨。” “一次上门慰问,慰问对象到上午10点都还躺在床上睡大觉,身体也没什么病,为什么要去慰问这些懒人？”一名多次下去慰问的基层领导干部说,慰问对象应该是那些因病致贫和失去劳动能力的困难群众,慰问要精准,不应该给这些懒汉发钱。 9.“乡镇干部在一线,一根针引千条线,桥梁纽带作用大,包罗万象职能全……”微信圈中传播的一首乡镇干部赋,道出其特殊而重要的职业特点。采访中,不少乡镇干部说自己在努力转变角色定位:以前唱黑脸,要钱要粮；现在唱红脸,送钱送粮送温暖。只是现在这个“服务型干部”的帽子真不好戴。要倣的事情实在不少——扶贫、拆迁、低保、教育、信访、维稳、环保、秸杆焚烧、垃圾处理、土地管理、安全生产、危房改造……要当好一名乡镇干部，的确需要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 一乡镇工作了30多年的一位党委副书记告诉记者,安全责任让他感到“压力山大”,毕竟任何领域都存在安全问题。很多上级部门把一些职责委托给乡镇,比如食品药品安全监管,可很多专业知识乡镇干部很难搞懂,一旦出了事,就要被打板子,甚至被撤职。 “不仅工作繁杂、压力大，乡镇干部还常常是受气包。”这位党委副书记说，乡镇工作往往需要村一级的配合,可村委会是村民自治组织,严格来说和乡镇政府不是上下级,只是指导和被指导的关系。“我们对村委会干部只能采用谈感情的方式,以劝解引导、说服教育为主,说得好了还配合,说得不好了干脆不理你。” 而一些时候，村民的不支持不理解，更让乡镇干部有苦难言。一名副镇长说，眼下正在大力推进扶贫攻坚工作,一些群众收入已经提高了,但希望继续享受各种扶贫优惠政策,不愿意摘掉贫困户的帽子。乡镇干部前去做工作,经常遭白眼、被谩骂。 10.近年来,尽管各地采取不少措施推动干部深入基层,但调研发现,“干部不了解群众，群众不了解干部”的“脸生干部”现象仍存在。 现象一：“三门”干部不熟悉基层。80后干部徐某是一名从家门、校门直接进机关门的“三门”干部。虽然从小在农村长大,但他下乡时还是发现,群众所思所盼和他在办公室里想的有些不一样:“原来以为农民最关心收入,到了老乡家里才发现他们谈得最多的是家庭。” 现象二:群众不熟悉基层干部。一位村干部干了多年,至今还有许多村民不认识她。她说，村里有7000多名村民,有许多人长期在外打工联系不上,基层一些工作是“上下级动嘴、社区里跑腿”,影响面有限。“干部感觉干得挺辛苦,但实际与群众的粘合度不够。 现象三:工作出不了机关门。一位基层干部说,传统工作机制局限性很大,和深入群众的要求渐渐不相适应。比如评优秀妇女工作者,上级文件层层下发,基层再层层上报,最后一看候选人几乎都是系统内部的人。“自己干得挺热闹,每年工作总结写好几页纸,但在群众中缺少影响力。”